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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南宗江西诸支派交游考略
发布日期:2016年02月21日 来源: 作者:吴锡标 刘小成 浏览次数:

                                         

孔氏家族是中国历史上谱系严明、文化底蕴深厚的世家大族,其支派遍布全国各地。南宋初年,孔子第47世孙孔传与第48世孙、衍圣公孔端友率部分族人南渡,后居衢州,逐渐形成“孔氏南宗”。此后,孔氏南宗在广大的江南地区支繁派衍,形成众多支派,其中迁徙至江西境内的南宗后人不计其数。江西境内逐渐形成了临川、黎川、金溪、宁都、新建、鹰潭等孔氏南宗支派,孔氏南宗文化在江西得到了传承和发展。本文以孔氏南宗江西诸支派与当地名士的交游为切入,一方面考察交游对象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一方面考察交游对象对江西诸支派与孔氏文化的认识与评价,从一个侧面揭示讲求实学、内涵丰富、底蕴深厚的孔氏南宗文化特征。
孔氏南宗江西诸支派的历史脉络
孔氏南宗支派众多,其谱系虽然“支自为支,派自为派,缺乏完书”[1],但也不乏数支孔氏合修宗谱之例,镇江、常州等地孔氏合修的《江南孔氏族谱》和江西多地孔氏合修的《江西圣裔孔氏宗谱》即为代表。修于清乾隆四年(1739)的《江西圣裔孔氏宗谱》,是“衢州孔琯、孔琬和临江孔彦邦三公在金溪、临川、贵溪、泸溪、铅山五县十二分支后裔合修之谱”,该谱所录的序跋“记录了三支之部分后裔在临川等五县的生息及其融合的历史,诚为孔子家族史研究中令人瞩目的现象”[2]。孔庆华先生曾对临川孔氏作过考证,较系统地梳理了孔彦邦、孔琬后裔分徙情况与其文化演变,“抚州市十县一区,均有孔子后裔,除乐安、宜黄、广昌三县外,皆居而成村,其源则尽在临川”[3]。可见,由衢州迁至临川、又由临川衍生的孔氏南宗族人分布于江西大部分地区,且以聚居者为多。
早在南宋以前,江南地区就有会稽孔氏、临江孔氏等圣裔的分布。然而关于孔氏南宗,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则普遍认为是在南渡之后才开始的,即“自中散公传扈宋高宗南渡,赐家于衢始也”[4]。江西境内也不例外,南渡的孔琬、孔琯迁居江西之后,繁衍了众多支派。以浙江衢州为中心的孔氏南宗,主要统辖了包含南宗派(孔端友一系)、衢州派(孔传一系)及其他派系三部分。三派系在江西境内均有分布。
临川孔氏是孔氏南宗江西支派中影响较大的一支。临川孔氏的“始迁祖”是“孔彦邦、孔琬,同为孔子49代孙”[5]。孔彦邦为江西临江派始祖孔绩之后,于宋隆兴二年(1164)迁居临川,在南宋之后即受孔氏南宗之统辖;孔琬所属一支则为衢州派长支,从民国《孔子世家谱》所录世系可见其演变脉络。孔琬(字莘夫)为衢州派始祖孔传之孙、孔端问之子,“以白身最长授迪功郎,乾道二年(1166)任江西抚州府临川县丞,遂家于此”[6]。此后,孔琬后裔分别迁居江西新城贤溪(今黎川宏村)、石城铺背、金溪永和乡、余干,也有部分迁居福建上杭、广东大浦等地。
新城贤溪孔氏始迁祖为孔温宠(亦名均宠),为孔琬的第4世孙。至于该支迁居新城贤溪的时间,孔庆华认为是在宋宝祐年间[7],魏禧则认为是在元末[8]
石城孔氏属温宁公世系。孔温宁为孔子第53世孙、孔琬第5世孙,于南宋末年因避乱而迁居福建建宁岭腰,直至明代,孔温宁第9世孙孔闻安携母由建宁迁居江西石城石中里铺背,成为石城孔氏之始迁祖。孔闻安“性勤俭,行正直,刀耕火种,有恢拓之功”[9]。孔闻安传三世至孔衍赐(字显生)、孔衍财(字聚生)、孔衍赔(字胜生)、孔衍梓(字乔生)一辈,石城孔氏呈现一派振兴气象,所谓竹溪产业“创于吾祖聚生、伯祖显生、叔祖胜生、乔生诸兄弟”[10]。雍正十二年(1734),石城孔氏族人于当地兴建宗祠。
金溪孔氏始祖为孔之缙、孔之绅兄弟,为孔琬第3世孙;宁都孔氏也为孔琬后人,孔彦昭、孔宏汉由建宁迁居宁都。道光十六年(1836),宁都孔氏族人在城西建孔氏宗祠以祭祀孔琬。
除孔彦邦、孔琬之外,孔琯被认为是抚州孔氏的另一始迁祖。孔琯曾任通城主簿,南渡后居于抚州,民国《孔子世家谱》二集卷二十四之江苏武进支对其世系予以载录。
江西新建孔氏,民国《孔子世家谱》二集卷二录对其世系予以载录。新建孔氏之始迁祖孔瑄为孔子49世孙,“擢进士第,知曲阜县,任江西饶州太守,见饶城北门外山水秀丽,田园可乐,因卜居焉”[11]
鹰潭石塘七孔属于南宗派,为孔濂后裔。孔濂为孔子51世嫡长孙、衍圣公孔文远孙子。孔文远生孔万春、孔万龄二子;孔万龄生三子,孔濂为其次子。孔濂曾著《五经图说》,迁居鹰潭后,子孙繁衍,修谱睦族,传承孔氏文化。
孔氏南宗江西诸支派与江西名士之交游
与浙江、江苏等地的孔氏南宗后裔一样,孔氏南宗江西诸支派迁居江西各地之后,一方面勤读诗书、修身习礼,积极传承孔氏家族文化;一方面主动融入当地社会文化,树立良好示范。广泛与学者、名士交游,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则是其融入当地社会文化的重要途径。
金溪人王英(字时彦)为永乐二年(1404)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少詹事、礼部侍郎、南京礼部尚书等职,为金溪著名士人,“端凝持重,历仕四朝。在翰林四十余年,屡为会试考官,朝廷制作多出其手,四方求铭志碑记者不绝”[12]。王英之子王裕,曾任正议大夫、四川按察使等职。王英、王裕父子与临川孔溪孔氏族人均有密切交往。天顺六年(1462),王裕因孔公智之邀为续修之孔氏宗谱作序,阐述了临川、金溪、新城三地孔氏之由来及临川孔氏修谱之盛况,足见其对孔氏家族事务之谙熟以及与孔公智等孔氏族人的友好关系。
临川人陈民望,曾任中宪大夫、直隶松江府知府等职,正德二年(1507)应邀为临川孔氏家谱作序。陈言,曾任抚州知府、兵部郎中等职,正德八年(1513)应邀为临川孔氏家谱作序。
宁都人魏禧(字冰叔,堂名易堂),清初知名学者,擅古文,著有《魏叔子文集》、《日录》、《左传经世》等。魏禧之兄魏祥、弟魏礼亦以文名于世,兄弟三人并称“宁都三魏”,有《宁都三魏全集》传世,人称“三魏之名遍海内”[13]。魏祥之子魏世杰,魏礼之子魏世傚、魏世俨,时称宁都“小三魏”。《宁都三魏全集》内容丰富、文体多样,对清初士人的思想和行为颇有影响。魏禧与彭士望、李腾蛟、邱维屏等人相与论学,被时人称为“易堂九子”,影响极大。宁都魏氏、易堂诸人与孔氏族人多有往来,一时间风云际会、士人荟萃,共同谈文论道、议论时局。
在宁都魏氏和“易堂九子”之中,魏禧作为核心人物,均堪称为领袖,为人敬重,“易堂独以古人实学为归,而风气之振,由禧为之领袖”[14]。魏禧与新城孔氏族人孔鼎、孔仲隆皆有往来,并为孔尚典、孔之逵之师。孔鼎(字正叔),明亡后隐居山中,穷究典籍。魏禧至新城讲学,67岁高龄的孔鼎不辞路途遥远出见年仅31岁的魏禧,两人此后交往密切[15]
孔仲隆为孔之逵之父,魏禧“因之逵交仲隆君,其言讷然不出口,性朴直,不知世有机诈事”[16]。在魏禧心目中,孔仲隆不但拥有勤劳质朴的品质,而且具有侠义气概。康熙八年(1669),魏禧因孔之逵、孔尚典等人之邀为孔仲隆六十寿辰作寿叙。
孔尚典(字天徵),文章与才干皆为时人称道,同治《江西新城县志》有传。孔尚典师从魏禧学习古文,魏禧十分欣赏其文,以“英气”与“高论伟识”称之:“余于天下士,最爱有英气者,于文亦然。新城孔生尚典,其人与其为文则皆称是”[17]。正因如此,魏禧亲自为孔尚典的文集作序。
孔之逵(字用仪),好读经史,才气过人。孔之逵曾师从魏禧,也深得魏禧器重,所谓“诸生十余辈,子最长有名”,“汝能恣讨论,起予发妙评”[18]。魏禧所作的《同门人孔之逵宿桂山晓闻竹外鸟声枕上呈正叔先生》如此写道:“先生披衣起,遥闻咳唾声”,“窗外立孔生,谈《易》何分明”,从中反映出魏禧对孔鼎和孔之逵勤学的赞赏与勉励,并深深感慨:“人生无师友,有如盲者行。飞鸟锻其羽,兽鹿断其胫。何幸我之生,犹得亲典刑。努力爱余日,推枕出前庭”[19]
魏礼(字和公),为人谦让诚信,喜欢结交豪杰,为孔毓琼、孔毓功兄弟之师,《清史稿》有传。孔毓琼(字钟英,一作“英尚”),探求实学,著有《孔伯子文集》、《酬知录》、《晓窗诗集》等,魏礼曾为其文集作序,盛赞其学古之志,欣赏其文之健朗。孔毓功(字惟叙,一作“维叙”),著有《是堂集》。兄弟两人之事迹载于同治《江西新城县志》,孔毓琼的《孔钟英集》、孔毓功的《孔惟叙集》及其叔祖孔尚典的《孔天徵文集》的基本情况,见于《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存目)提要。
新城孔氏不但与魏禧、魏礼交往甚密,多人曾师从魏禧、魏礼,而且与其后辈“小三魏”之间有密切交往。魏世杰和孔尚典、孔之逵、孔鼎皆有交游,对三人十分推崇。魏世杰的《答新城孔玄徵书》,与孔尚典充分交流了研读《六朝通鉴》的感悟,对孔尚典的识论与才干赞赏有加,称其“大义伟论,将使瞽者欲视,跛者欲走”,又称其“识议英伟,人想望风采”,“胸中自有本末,非若世之高言雄辨、外有虚声而不适用者也”[20]。他在给孔之逵的书信中写道:“读评议《左传》,勺庭之道其在南矣,又非特弟多愧心也。”[21]在给孔鼎的《与孔正叔先生》、《寄寿孔正叔先生七十》、《寄赠孔正叔先生》等诗文中,对孔鼎的好学与品行也极为推崇。
魏礼之子魏世傚和魏世俨熟知孔毓琼、孔毓功之家世,对孔氏族学大为推崇。魏世傚因孔毓琼之请为其父孔兴傽所作的五十寿序,不但赞赏孔兴傽之慷慨好义、尊师重教,而且认为其积德行善与悉心培育是孔毓琼兄弟文行俱优之渊源。后来所作的《孔公昭文墓志铭》,表彰其种种义举,盛推其好古之风。魏世俨十二三岁即读孔尚典《天徵集》,于其雄才钦佩不已,后与孔尚典畅谈甚欢。魏世俨与孔毓琼、孔毓功兄弟相交甚笃,彼此称许。孔毓琼为了游历远方以广见闻,同时赴曲阜拜谒陵庙、观礼乐、会宗族而将北游之时,魏世俨欣然作《送孔英尚北游序》,称孔毓琼此举为高远之志,对其忠厚朴实的品行与高洁的志向表示由衷的肯定,同时赞叹其古文之议论独出己见、富有启发性。魏世俨的《赠孔维叙序》对孔毓功的学识也十分欣赏,称其诗文因有志于探求诗文之本、以学识修养为创作源泉而境界不俗,所谓“维叙其将不期诗文之工,而工于诗文无疑矣”[22]。魏世俨的《答孔钟英钟叙书》追忆了与孔毓琼、孔毓功的交往,或煮茶品茗,或漫步闲谈,相互之间的深情尽见于笔端。
林时益(字确斋),著有《冠石诗集》,“易堂九子”之一。林时益和孔鼎也有深厚之交,两人志趣相投。南昌人彭士望(字达生),曾师从黄道周,“易堂九子”之一。彭士望和孔鼎之间多有书信交往。孔鼎曾因农业收成不好、百姓饥寒而忧虑,并向彭士望求教。彭士望在《复孔正叔书》中,不仅回答了孔鼎的问题,而且谈到了孔鼎对易堂诸人的赏识与期望。康熙元年(1662),新城孔氏修葺贤溪孔庙,孔鼎本想请其林时益作庙记,彭士望则代林时益作《贤溪重修圣庙序》,林时益对(与)孔鼎及新城孔氏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清初抗清领袖之一江藩十分欣赏孔仲隆的才干。孔仲隆“少时好击剑,轻财慕义”。顺治元年(1645),李自成攻陷北京,孔仲隆召集诸子习武,“日课诸子运石削土,习技击以为常”[23]。次年,清兵南下,各地抗清斗争不绝,江藩亦举师,邀请孔仲隆入幕,孔仲隆至江幕,但后来失望而归。
上述人士之外,孔氏南宗江西诸支派族人中多有学识过人、好行义举者,他们与当地士人交游密切,为当地士人敬重。新城孔氏族人孔尚孚(字信之),“修德乐施,助壮鳏者婚,赈贫乏者粟,年七十举乡宾,仪部黄端伯为之传”[24]。孔尚举(字心恕),“明邑宰谭公称曰‘孝友先生’,扁其堂曰‘真君子’,于是人称‘孝友先生’”[25],魏禧因其子孔鼎之请作《孔孝友先生及配刘孺人合葬墓志铭》。石城孔氏族人孔尚登,“为里党矜式,盖隐时君子也”,其弟孔尚密“为人宽厚诚朴,无忮求,邑庠国珍黄先生甚重之”[26]
从孔氏南宗江西诸支派之交游看孔氏南宗文化
从上述分析可见,孔氏南宗江西诸支派与当地历代学者和士人之交游广泛而深入。孔氏族人的才学与品行在交游中深受时人嘉赞,这既源于孔氏家族的特殊地位,更与孔氏南宗诸支派深厚的文化底蕴、崇高的学识修养及其身体力行等方面密切相关。从孔氏南宗江西诸支派的交游对象以及江西学者、士人对孔子后裔的评价中,足见孔氏南宗文化之内涵之丰富、底蕴之深厚、影响之广泛。
从交游对象上分析,与孔氏南宗江西诸支派交游密切的多为名士贤达,诸如王英、王裕、魏禧、彭士望等。一方面反映出孔子后裔乐学、尚友的美好品质,一方面反映出孔氏文化与世并进的时代与环境特征。孔氏南宗积极融入当地社会、推动社会文明教化的愿望、作为及其影响,从明末清初贤溪孔氏族人与宁都魏氏、易堂诸人的交游之中得以充分反映。宁都魏氏与易堂诸人推崇经世致用之学,喜交豪杰之士,江西孔氏文化恰好与此暗合,因而颇多才俊。魏禧因孔鼎之请为其父母所作的墓志铭,盛赞孔鼎之祖父孔贞元“豪放仗义”。孔仲隆于清初教诸子习武,其胆略远近闻名。孔之化、孔之俊兄弟胆略过人,其事迹被载入同治《江西新城县志》。江西各地孔氏族人中多有慷慨好义、乐行善事之士,亦多有读书明理、才干过人之士,这些正是使宁都魏氏与易堂诸人倾心孔氏南宗的根本原因。
从对孔氏南宗江西诸支派族人及孔氏文化的态度来看,江西学者、士人无不赞赏孔子后裔之道德文章、孔氏家族在敬宗收族方面的作为以及诗礼相传的优良传统。
在古代宗族社会的管理与发展中,宗谱修订是一项极其重要而又基本的事务。孔氏家族更是如此,一向注重谱牒之修订,认为其关系重大。孔琯第6世孙孔以立称:“君子尊祖敬宗之道,必修其谱帙,俾脉络之分明,上下之布列,一披图之际,知千百人之身本于一人之身,孝弟之心油然而生。”[27]孔氏南宗江西诸支派不断以严谨态度修订家谱,所以江西境内的孔氏南宗世系分明。元至正四年(1344),孔以立修孔氏家谱,录孔琯、孔彦邦后人世系与事迹。至正八年(1348),孔琬五世孙孔思模取孔宗翰所修之谱续修之,录孔琬后人(临川、金溪、新城孔氏族人)。天顺六年(1462),孔公智在孔思模之谱的基础上续修宗谱。正德二年(1507),孔承旺等又在天顺六年宗谱基础上,续修第60世至第62世族人生平事迹,谱成之后,又奉之与衢州、曲阜宗谱相考订,无不相合。乾隆四年(1739),临川孔氏六修家谱,录孔彦邦、孔琬后人。1999年,新城贤溪孔氏筹备修谱事宜,历经艰辛,2000年修成《黎川宏村孔氏十修宗谱》。
孔氏南宗家谱在古代士人中影响广泛,许多学者、士人对其怀着崇敬之情而捧读良久,一方面推崇孔氏南宗修谱态度之严谨、谱法之严密,一方面感慨孔氏南宗代有才人及其深厚之家学。王裕为临川孔氏家谱所作的序,赞赏孔氏族人修谱志愿之坚毅以及谱法之严明:“曰分曰合,曰富曰贵,曰贫曰贱,罔有遗漏,其用心亦勤且慎哉”,对孔氏家族“绵绵嗣续,弥远而弥盛”[28]深表感慨;陈言为临川孔氏家谱所作的序则称其“珠贯绳联,代有端绪”[29]
江西境内孔氏南宗支派分布于江西各地,族大枝繁,各支派因所处环境不同,既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又拥有共同的耕读传家传统,“虽散居异处,皆以耕读为业”[30]。耕读之风培育了众多文人学士,“弟以岁久族繁,分徙都隅,其间达士伟人后先相望,诚无愧于我祖之后矣”[31]。曾任南京礼部尚书的金溪人王英对临川孔氏好学之风极为称赏:“孔溪孔氏在吾临川几三百年矣,虽世饶于赀,而子孙皆知读书,尚礼修身,饬行不失故态。”这一评论被年少的王英儿子王裕听到,以至于王裕在至天顺六年(1462)为孔溪孔氏作序之时仍记忆犹新,称自己和孔氏族人交游后,“登其堂,目其人,与昔之所闻者殆又过焉”[32]。从前述明清学者对孔尚典、孔鼎、孔毓琼、孔毓功等才学、品行的评论与推崇,更可见孔氏南宗江西支派深厚的文化内涵。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与新城孔氏交往密切的魏禧,不仅为孔氏族人作过许多书札文序,而且有多篇文章涉及孔氏南宗的定位与评价,如《孔庙袭爵议》、《贤溪孔氏庙祀议》、《贤溪重修孔圣庙碑记跋》。《贤溪孔氏庙祀议》就“程山六君子”之一甘京所提的“别立温宠公庙,立圣妣位”建议作了阐发,涉及孔氏家族祭祀等事宜。魏禧的议论合乎礼法,通乎人情,对江西孔氏族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孔鼎对此甚为推崇:“议论酌古通今,如揭日月,而文笔高古,与《仪礼•表记》相配。”[33]魏禧不但高度关注孔氏的宗族事务,而且对孔氏南宗族人及孔氏南宗文化均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他看来,孔传之忠义与孔洙之让爵“皆善守圣人家法”之举,称“曲阜孔氏功在陵庙,所谓养口体者也;衢孔氏,养志者也”[34]。正是基于密切的交往,魏禧始终认为孔氏南宗为孔氏之大宗,同时对孔氏族人峻伟之精神及其对礼义文化的传承深表感慨。也正因为如此,魏禧不止一次地为南、北两宗之间待遇之悬殊而深感不平。易堂九子之一的李腾蛟也十分明确地称衢州孔氏为大宗,读了魏禧《贤溪重修孔圣庙碑记跋》之后,李腾蛟感慨万分,因感到魏禧对孔氏南宗地位与孔氏文化评的论与自己的观点紧紧吻合而激动不已。彭士望、林时益等对孔氏南过族人及其文化极为推崇。易堂诸人的观点为深入考察孔氏南宗的发展演变及其文化精神提供了全新视角。
 
注释:
“易堂九子”是指明末清初以魏禧为首的九名文学家。魏禧父魏兆凤,于明亡后削发隐居于翠微峰,将居室命名为“易堂”。魏禧与兄际瑞、弟礼以及彭士望、林时益、李腾蛟、邱维屏、彭任、曾灿讲学于此,提倡古文实学,被时人称为“易堂九子”。道光间,彭玉文编《易堂九子文钞》。
 
参考文献:
[1]徐寿昌.孔氏南宗史实辨正.孔祥楷主编.儒学研究(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121.
[2]徐寿昌.孔氏南宗史料(卷16).孔氏南宗家庙管委会内部编印,2009.
[3][5][7]孔庆华.临川孔氏考略.东华理工学院学报,2004(2).
[4][10](江西)石城孔氏族谱(卷首).序·竹溪孔氏家谱原序(孔毓琏撰).
[6]孔德成.孔子世家谱(2集卷17之4).衢州派长支·上杭龙泉丽水大浦.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0:2496.
[8][18][19][33]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编(卷4).议·贤溪孔氏庙祀议、(诗集卷4).五言古·赠门人孔用仪五十、(卷4)同门人孔之逵宿桂山晓闻竹外鸟声枕上呈正叔先生、(卷4).议·贤溪孔氏庙祀议.续修四库全书本.
[9][26]石城竹溪孔氏第九修族谱(卷3).温宁公房世系·闻安、温宁公房世系·六十四代·宏谷公房.2001.
[11]孔德成.孔子世家谱(2集卷2).江西新建支.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0:2043.
[12]张廷玉等.明史(卷152).王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4196.
[13][14]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84).列传271(文苑1)·魏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13315、13316.
[15]张小平.魏禧思想交游考论.南昌: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16][17][23][25][34]魏禧著,胡守仁等校点.魏叔子文集(卷11).叙·孔仲隆六十寿叙、(卷8).叙·孔玄徵文序、(卷11).叙·孔仲隆六十寿叙、(卷18).墓表·孔孝友先生及配刘孺人合葬墓志铭、(卷4).议·孔庙袭爵议.北京:中华书局,2003:554、446、554-555、902、208.
[20][21][22]魏世杰.答新城孔玄徵书、与孔用仪、赠孔维叙序.胡成华.宁都“小三魏”的文集整理及其年谱汇编.南昌: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24]江西新城县志(卷10).人物志八·善士·明·孔允麟条.同治九年(1870)刊本.
[27][28][29][31][32](江西)圣裔孔氏宗谱(卷首).旧序·五十四世三举乡试以立公叙(孔以立撰)、王裕先生序、陈言先生序、五十四世三举乡试以立公叙(孔以立撰)、王裕先生序.乾隆四年(1739)续修本.
[30](石城)孔氏族谱(卷首).序·临江孔氏族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