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腔热血投身抗日斗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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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刘道荣是李友邦将军领导的台湾抗日义勇队的骨干成员,衢州台湾医院的创始人之一。解放前,刘道荣和衢州人民一起参加抗战;解放后,刘道荣又为衢州人民卫生医疗事业贡献毕生心血。为纪念这位衢州人民的老朋友,特刊载刘道荣先生之子省政协委员刘胜欣先生的回忆文章,以帮助我们了解台湾同胞和衢州人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一腔热血投身抗日斗争 一一回忆我的父亲刘新民 刘胜欣 我的父亲刘新民(1907~1985),原名刘道荣,是台湾义勇队的首批队员和骨干。他在台湾爱国将领李友邦的领导下,竭尽全力从事抗日医疗工作,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 抗日游行当领头人 家父出生于台湾省台南县的一个医生家庭。青少年时期,在台南县蒲姜头庄小学、阿莲庄中学堂读书,1924年8月考进厦门鼓浪屿日本人办的博爱会医学专门学校的医科专业。那一年,父亲年仅15岁,在他幼小的心灵中,铭刻着对日本帝国义残暴压迫台湾人民的刻骨仇恨。1928年5月,以厦门地区为主的大学生举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殖民主义!打倒封建主义!”的大游行。父亲被推荐为学校的台湾省籍学生代表,负责组织台籍学生参加游行活动。事后被日本驻厦门领事馆得知,下令查捕。在本校师生的帮助下,父亲离校去汕头,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补充团卫生队当见习军医。为躲避日本军警的追查,改名为刘新民。三个月后,事态平息,经同学们的斡旋,校长才同意我父亲参加毕业考试。1928年秋,父亲回到晋江青阳镇,在祖父办的“济生医院”当医生,1931年底与前妻台胞方锦菊结婚,1933年女儿刘惠敏出生(后来是台湾义勇队少年团首批团员中最小的团员,当时才7岁)。1935年——1937年妻子、祖父和两个姑姑先后病故。父亲撑起家庭的重担,扶养祖母和有病残的叔叔(刘道生)。 1938年5月,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下令,将散居在福建省内的台胞强制押解到闽北崇安县大山里(现武夷山),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关入新成立的台民垦殖所看押,强迫台胞垦荒劳动。台胞们受国民党政府的岐视和压迫,生活悲惨,有冤无处申,报国也无门。 二、一腔热血报效祖国 1938年11月——1939年2月间,台湾独立革命党领袖李友邦和张一之(现名张毕来,是中共浙江省委秘密派来帮助李友邦组建台湾抗日义勇队的。后任台湾义勇队第一任秘书长),连续三次来福建崇安台民垦殖所,宣传当前抗日救亡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政策,号召台胞们直接参加神圣的抗战。我父亲是第一批报名要求参加李友邦组织的抗战组织,由于当时台民垦殖所的生存条件非常恶劣,李友邦同意报名参加抗战的台胞,把能带出去的子女也带去,因此,我姐姐刘惠敏只有7岁,跟着父亲离开了台民垦殖所。 1939年2月22日,台湾抗日义勇队在金华酒坊巷18号正式成立。当时有队员42名,其中有包括父亲在内的从崇安台民垦殖所来的23人。台湾抗日义勇队少年团也同时成立,只有6名团员,姐姐刘惠敏是最小的一个。 台湾义勇队成立后,我父亲与全体队员一起接受了短期训练。通过学习训练,提高了思想觉悟,树立起抗战必胜的信念。1939年3月,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前来金华视察工作,并在中山堂作了《目前形势的报告》。我父亲和台湾义勇队的队员们也前去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受到了极大鼓舞,更加坚定了抗战的决心和信心。由于我父亲热爱祖国,痛恨日寇,所以对李友邦队长交给他的任务都积极去完成,显示了他的能力和才干。不久,我父亲就被委派为区队长。 三、积劳成疾病缠身 那时,浙赣铁路沿线经常遭到敌机的骚扰轰炸,造成军民大量伤亡,疾病流行较严重。台湾义勇队训练一结束,立即将首批队员中的医务人员留在金华的队部医务所,为伤病军民免费医治。同时,又派医务经验丰富的队员到作战部队或地方医院,协助或辅导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工作。从1940年7月开始,台湾义勇队先后在金华、衢州、兰溪三地设立了台湾义勇队附属医院,很受前线官兵、社会各界及当地群众的欢迎与爱戴。 当时,我的父亲在巡回医疗队任外科医师,是一名业务骨干,1940年1月,他受队部的指派,去浙东前线的国民革命军第一九0师野战医院任少校军医,主要是辅导战地医疗救护和培训连队卫生人员。1940年夏季,我父亲由于长期工作劳累,加上生活比较艰苦,眼睛患上急性结膜炎。当时药品紧缺,经过一段治疗仍然未见好转,但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因而眼疾逐渐加重,引起双眼红肿,流泪、疼痛,视力模糊。李友邦得知情况后,马上派人接替我父亲的工作,并让他回队部医治、疗养。当时不容易买到针对性治疗的药品,家父眼疾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后来了解到中药冬虫夏草有特效,李友邦就托人从外地设法采购来半斤。 在李友邦的关心和重视下,我父亲的眼疾很快治愈了。每当谈起这段往事,父亲就情不白禁地热泪盈眶,对李友邦队长表现出非常敬仰和怀念之情。1940年1 2月,衢州的台湾义勇队附属台湾医院成立,我父亲被派到该院担任外科医师。 四、坚持原则受排挤 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台湾义勇队所属的三家台湾医院,奉命向福建龙岩方向撤退。我父亲没有随队伍后撤,他被队部派到江西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直辖的对敌日语宣传播音队任少校队员。播音队有5名队员,主要是通过电台,用土制的话筒向东南战场的前线日军士兵进行反战喊话宣传。虽说反战宣传工作都在夜间进行,也要有部队掩护(日军往往一听到播音宣传,就用机枪拼命扫射,所以非常危险),但这种反战宣传效果比电台宣传好,因为日军士兵在前沿阵地是听不到电台广播宣传的。 1942年8月,父亲被调到三战区政治部医务室任少校主任,同年10月,晋升为医务所中校所长,该所是专为政治部所属的官兵看病的。战时的药品供给非常紧张,非常困难,可是医务所的药品一到,很快就被那些主任、科长、秘书等高级官员要去了一大半,特别是当时恶性疟疾流行,像奎宁、阿的平、扑疟日星等抗疟药更为抢手,还有德国生产的治疗梅毒的“六O六”针药等,都被上层的军官占为己有。那些士兵一旦得了病,却没有药品治疗。我父亲对国民党官员的这种行为非常反感,经常流露出不满的言论,并指示手下拒绝无病要药,从而得罪了那些官员,1944年底终于被政治部撤职退回义勇队。李友邦队长理解我父亲的为人,批准他暂留江西铅山待命,允准他兼任前线日报的特约医师,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台湾义勇队奉命撤回台湾,但国民党当局又不同意给过多的义勇队队员家属发迁返费,父亲因有家眷7人无法返台。因继室程开弟是衢县城关镇人,故父亲回到衢县,聚集了原台湾义勇队三家附属医院的部份未返台的医生,于1946年1月,在衢州城里的小西门,开设了私立台湾医院。 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衢州解放后,(1949.5——1952.1),父亲响应县人民政府的号召,以原私立台湾医院为核心,联合连松林、陈凌仓、潘振镛等五家诊所,成立了衢县第二联合诊所,刘道荣任所长,邓东介(台胞)任副所长。1952年2月,衢县人民政府卫生院成立(县人民医院前身)。父亲带头把私人价值3000余元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全部捐献给人民政府卫生院(其他诊所的私人资产多数是通过折价分期偿还的)。当年的五·一劳动节全县卫生工作者大会上,县人民卫生院领导,对父亲勇跃捐献私人财产的行为,给予高度的评价和表彰。 1952年2月——1976年5月的近25年中,父亲前后在衢县妇幼保健站(1952——1958),衢县第一人民医院(1958——1966),衢县皮肤病防治站(1966——1976)担任小儿科、保健科和麻风病专科或住院医师。父亲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也热爱人民群众,更热爱医疗卫生事业。他关心国家大事,注重政治学习,能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和人生观。只要是人民卫生事业的需要,组织上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每项工作都满腔热情。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一名人民医师,25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医疗卫生事业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奉献。曾多次受到卫生主管部门,本单位以及开展工作的单位的表彰。熟悉他的群众和患者,都说刘医师是一位医技高明、工作热心、待人和蔼、平易近人的好医师。 1976年5月父亲正式办理退休手续在家养病。1985年12月11日凌晨,父亲平静地离开了我们,享年79岁。遵照父亲的遗愿,给他穿上伴随他大半生的医生工作服——白大褂。 父亲逝世后,市委统战部、市台办、市台联、市卫生局和单位的领导及代表前往向父亲的遗体告别,慰问亲属,在北京的原台湾抗日义勇队第二任秘书长、中共特别支部书记潘超同志及省台联发来唁电。参加父亲追悼念的有市委统战部、市台办台联及各界人士120余人。 省政协委员、台胞陈懿榕同志,代表省台联致悼词,他说:“刘道荣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爱国的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作为台湾同胞,抗战初期刘道荣同志就毅然参加了台湾抗日义勇队,以医术为抗日救亡服务。是一名优秀的义勇队成员。解放后,刘道荣同志成为光荣的人民医生,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25年来,一直战斗在传染病防治的第一线,党叫他到那里他就到那里,兢兢业业地工作,为党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刘道荣同志灵堂的一幅挽联是:昔日跨海驱日保祖国,今朝遗盼台岛早回归。横幅:流芳百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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