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蔚萍

 

                                         曲阜有北孔  南孔在衢州

    建炎2年（公元1128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凄惶不安的年代。徽、钦二帝被掳。金兵入侵，直逼扬州。宋高宗赵构仓皇南幸。以临安为都。孔子第四十八世孙衍圣公孔瑞友就这样奉孔子夫妇楷木像，率宗室成员随宋室南渡。
   战乱中的人渴望一块桃花源般的净土。衢州，就这样进入了孔氏的视野。
   衢州位处浙闽赣皖四省交界处。为八省通衢要隘。当时又恰未受战火侵扰。还有，该是那“山中才一日，世上已千年”烂柯山的围棋仙地的氛围，让孔氏留连。从此，“携取鹤归清献里，载将书入仲尼家。”衢州遂成为“东南阙里”，孔氏南宗裔孙的第二个家。
   时光如梭,命运向他们打开了回家的大门。宋亡元立，至元19年（1182年），元世祖诏令“江南衍圣公入觐，命归曲阜袭封。”

可以回家了。那梦中的家园。那时，孔子第53世宗子（南宗6世）孔洙袭衍圣公爵，掌管全族事务。但令人奇怪的是，他思考再三，却以“先祖庙墓在衢”为由，坚决让爵给曲阜的族弟孔治。于是，身在山东曲阜的族弟孔治福从天降，袭了爵位。此举深得元世祖嘉许，“宁违荣而不违亲，真圣人后也。”
   穿过数百年的烟尘，我们已无法细致地了解孔洙让爵的完整的思想线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放弃了爵位，放弃了回家的权利呢?

但不管孔洙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他已经做了一个最英明的决定，一个足以影响中国文明进程的决定。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决定所带来的万千景象。
   衍圣公孔洙让爵后，南宗开始走向社会，以衢州为中心，在江南诸省传播儒学。仅元朝就有孔氏后裔22人出任学官，7人专任或兼任书院山长。北宋时，衢州只有5家书院，南宋时一下子增设12所，达17所。不管是数量还是书院的知名度，都名列全国前茅。
   柯山书院极盛时，“四方士友群集”达3千人。江山的“逸平书院”，为理学家朱熹年轻时求学之处。淳熙初年（1175年）朱熹重来江山，写有《重过南塘吊徐逸平先生》诗：“不到南塘久，重来二十年。山如龟背厚，地与马鞍连。徐子旧书址，毛公新墓田。青松似相识，无语共凄然。”对恩师的感怀催人泪下。大哲学家王阳明多次到衢州讲学，写诗有“仗铆非吾事，传经愧尔师。”虽是他的谦虚之语，也可看出当时学风之盛，学术争鸣，人才辈出，后生可畏之景象。
     一时间，阳明学派、象山学派、永嘉学派、永康学派，朱熹（南宋、江西婺源）、吕祖谦（南宋、浙江金华）、王阳明（明、浙江余姚）、陆九渊（南宋、江西贵溪）、黄宗曦（明清之际、浙江余姚）、叶适（南宋、浙江永嘉）、陈亮（南宋、浙江永康），徐存（浙江江山）、陈确（明清之际、浙江海宁）、朱瞬水（明清之际、浙江余姚）。如果把这些名字全部标上地图，以衢州为核心画一个圆，半径正好是300公里。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范围里，一下子涌出了如此众多的思想家，儒学家，各有学派，各有建树，又自成体系，真是蔚为壮观。
   南宋至元，曾推选历代名儒共29名，并为他们立传。这29位名儒中，竟有20位出生于衢州周围的300公里半径之内。
   宋代4位大儒，朱熹，吕祖谦，陆九渊，张拭，有三位在300公里半径之内。其中朱熹和吕祖谦的家乡婺源和金华就一南一北紧贴衢州。

中国哲学史曾有一次著名的辩论会，称做“鹅湖之会”。淳熙二年（1175年）五月，由婺学的代表人物吕祖谦出面邀集，意欲调和朱熹与陆九渊两派的争执，在信州铅山（今江西上饶县）鹅湖寺，开展了一场历时数天的辩论。参与的有双方的门人和闻风而来的若干浙江学者。虽调停未能成功，终于不欢而散。但却在哲学史上留下了深远影响。而这“鹅湖之会”的地址上饶县，又正好紧贴着衢州。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南孔以衢州为中心，分徙出众多支脉，也多生活在这300公里的范围内。
   在中华民族生存的诺大的空间，在南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衢州周围300公里的范围内涌现了如此众多的人才和各种学派，就如一束聚光灯在广袤无垠的中华大地上打出了一个亮圈，它的地界包含了整个浙江，和江西、福建、安徽、江苏的一部分。它是如此的灿烂和辉煌，使我们所有的后来的人无法仅仅用偶然出现来形容。

 

                                           长三角的儒商现象
    我们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名词叫“十大商帮”。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西商帮、龙游商帮。且不说“十大商帮”中有五个商帮是在衢州周围的300公里半径之内。我想说的是这些商帮在经营中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和准则竟完全是儒家思想的规范。我要在这里特别提一下徽商和宁波商帮。
   徽商是指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六县商人集团总称。形成于明，至清达极盛。徽商曾活跃于中国的大江南北，以至日本、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因资本之巨，从商人数之众，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而称雄中国商界数百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胡雪岩，就是徽州绩溪人。而其特点为“贾而好儒”，“贾儒结合”，被称为儒商。但如果我们看一下地图就会有惊讶的发现。所谓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六县就完全紧贴着衢州。这或者可以算得是儒家传统与经济结合取得辉煌业绩的第一个范例。
   宁波商帮是十大商帮中唯一长盛不衰的。夏炳章先生在他的文章“历久不衰的‘宁波帮’”中写到：上海总商会是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宁波帮”能获得较快发展，称雄商界，一个重要因素是上海自有商会组织以来，基本上由“宁波帮”掌握着上海商会的实权。戴光中教授的文章“‘信用宁波’的历史经验”揭示了宁波帮成功的诀窍，“据权威部门统计，全国现存中华百年老药铺81家，其中13家是甬商创办的，比例高达16％。这些金光闪闪的招牌，全由“诚信”二字铸成。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大宅门》之原型，即宁波乐氏家族的北京同仁堂，至今已有整整三百年的历史，其长盛不衰的奥秘即“有方皆法古，无物不藏真”。乐氏严遵祖训，一丝不苟。炮制虽繁，不敢省人工；味品虽贵不敢减药材。“诚信为本，义中求利”的经营之道，长期被海内外宁波商帮所恪守。”这诀窍，也就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信”。
   宁波一个仅有2万多人口的庄市镇就出了叶澄衷、包玉刚、邵逸夫、包从兴、赵安中、包玉书、包玉星、叶谋彰、朱之信等数十位大商人。这些大商人在成功之后很凑巧的相继作了同样的选择：首先是包玉刚率先捐资创办宁波大学；而后影视大王邵逸夫连续多年每年以数亿巨资捐赠教育事业，总计赠额已达16亿多港元。王宽诚出资1亿美元设立教育基金会；而赵安中以捐赠100所希望小学来表达对祖国教育的热切关注；还有陈廷骅、曹光彪、闻儒根、沈炳麟等等他们不约而同的做法都是捐资办学。我们列取这几个数字只是想做这样的解释，儒家传统的尊师重教和我们今天倡导的科教兴国一脉相承，而经儒家文化滋养的商人，他们越是领会了儒家文化的实质，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就越是巨大。而他们对祖国家乡的感情越是深厚，对祖国家乡的报答越是发自于内心。可以说，孔氏南迁带来的儒家文化不仅加快了南方思想文化发展的进程，而且催生了近代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
    另具典型意义的是“温州现象”。温州紧贴长三角边沿。地处如此边远，交通如此不便，资源如此稀少，国家投入几乎没有，但恰恰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发育了中国最充分，最完整，最具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经济，造就了一大批驰骋中国乃至世界市场的企业家，被称为“温州奇迹”。但我们如果从历史上追溯一下，就会发现事出有因且仍与孔家南迁有关。
    南宋时期，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就诞生在温州。叶适反对当时道学和心学空谈义理和心性，提出重功利之学，认为义不可离利，“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他认为改革就是去害兴利，改弱就强；改革弊政，使国家富强起来。他还认为只有“养利”，发展生产，“使天下无贫民”，才能保持忠厚的道德风尚。

我们可以发现，儒家文化到这里有了一个重大转折和推进。它仍以“仁”为核心，但它从关注上层建筑转而关心经济基础；它仍以统治为出发点，但它以从“治民”安邦转而为“富民”安国。叶适对儒家文化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成了温州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我们今天惊讶于“浙江现象”，以一个资源小省，人口不到全国的4%，占地不足国土面积1%。却在最短的时间里创造了经济文化的骄人奇迹。温州精神，宁波模式，义乌的小商品大世界，绍兴轻纺城，永康五金城，东阳横店影视基地，全国经济百强县，浙江占了23个；全国554个工程院士，浙江占了91个。

浙江是一个慧质空灵、好学上进的学生。它具有那样一种气质，我们把它概括为“一遇春风就发芽，一遇阳光就灿烂”的那一种东西——“浙江精神”。但需一个好老师点拨它成材。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而且是一大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老师，因为战事的缘故汇聚到了衢州，并长住于此。衢州于是充当了中国的南方大学校的身份，而当时的孔氏后裔及弟子则成了完整意义上的教师。中国南方文明史由此开始了最辉煌、最绚丽的章节。
  徽商的成功，浙江的成功，长三角的成功，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儒家文化到了南方衢州以后有了重大发展与突破，并在与经济结合中展现出更为强大，更为恢弘的生命力。我们过去对“论语”的价值肯定更多的还在政治层面上，“半部论语治天下”，那是封建社会的行情，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如果我们能把绵延千年的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引用为经济运行中的行为规范，那我们才找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头和根本路径。儒家文化，虽然它也需要更新、发展、吸收，但只有它才是我们的祖传秘方，看家本领。在今天,如果我们能把绵延千年的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引用为经济运行中的行为规范,那我们就找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头和根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