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光

 

    举贤才是孔子从政设想中的重要措施。他对鲁哀公强调：“为政在人”！他在谈大同理想时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和”。这是他审视前史得出的至理。孔子说，舜自己没做什么大事，但能治理好国家，是因为恭恭敬敬地依靠禹、稷、契、皋陶、伯益五位贤臣。西周人才很富有，但武王有妻子辅佐求贤审官，选贤任能，依靠九人的领导核心开创立国八百年的根基。他在季康子问卫灵公昏庸无道却为何不失其位时说：“有仲叔替他接待宾客，祝圉为他管理宗庙，王孙贾替他统率军旅，故不丧。”孔子还批评不任贤的人：“臧文仲恐怕是只想独占官位吧？他明知柳下惠贤能，却不举荐他共立于朝？”他认为像这样恶人当道是祸国殃民的，于是提出用人原则。他对哀公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他在樊迟问知时又重申：“知人，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例如，舜从众人中挑选出皋陶委以重任，汤三请伊尹提拔重用，由于皋陶、伊尹公正无私、精忠为国，以正压邪，逼迫那些称霸逞凶无恶不作的枉曲之人或低头夹尾，或匿迹隐身，或教化归正，终归大同，天下和乐。

    那么，怎么样的人才具有从政掌权的资格呢？孔子回答子张说：“尊五美，屏四恶。”在上位的君子要做到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引导老百姓去干自己可以获利的事，就会不费不怨不贪。自己行仁不贪，老百姓就非但不怠慢你，还会敬畏你，就是不骄不猛。在上者不能作虐（未先教育就杀）、行暴（未先告诫就要求成功）、不能似贼（可以缓办又不通融，有意害人）似有司（象小管家许诺又不兑现）。这是德的标准，但“徒善不足为政”，还当有办事的本领。他要求一个人格完备，有全才的人，在智（知识渊博、通达事理）、廉（清心寡欲、廉洁奉公）、勇（勇敢开拓、办事果断）、艺（才艺超群、处事有方）都有突出的表现。

    举荐之前还有识别人才的过程。人各有千秋，用其所长，就能人尽其才。例如，孟公绰道德高尚，廉洁自守。孔子说他在有权势的赵氏、魏氏大夫家做家臣是胜任有余的，可要他去小国滕、薛当大夫独当一面就力不从心了，只有准确地知人，才能合理地任用。“焉知贤才而举之。”孔子认为，要“听其言，观其行。”他以前看一个人只听他说的话，就信其行，后来注重看他的行为。就拿颜回来说吧，孔子讲一整天，颜回一声都不响，真不知道他记住没有，理解没有，好像很愚笨。孔子悄悄地观察时，发现颜回不仅透彻地掌握讲课的要点，还能闻一知十，发挥得淋漓尽致。孔子还自省过去不关注行的过失。“我因宰予能言善辩昼睡而责其朽木，因澹台灭明貌丑而认为其材薄，以言废人，以貌取人，险失二杰。”孔子主张在听与观中，更要视其听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也就是说，要透视他的目的和动机，观摩他采用实现意图的方法与途径，审察他事成之后的态度。这样，把说的与做的、外在表现的与内心蕴藏的、办事的能力与态度、一贯的情况和特定环境的行动综合起来剖析，这个人的真实面貌就清清楚楚，势必能得出正确的恰当的评价。孔子特别强调知人中不可先入为主。“众恶之，必察之；众好之，必察之。”尤其不能依左右诸大夫之言来下结论。晏婴是个最典型的例证，晏婴个子不高，本事不小。治理东阿三年，百姓安居乐业，士大夫们众恶之，齐景公要杀之，真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晏跪请留职察看，得允。而后宫廷皆好之，景公亲迎入朝，何哉？晏说：后三年，我卖人情，送贿赂，收买了大夫。所以，孟子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察人还有更多的要求，应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

    孔子教诲弟子，在考察定位时，要把握周公告诫儿子伯禽的任人原则：“若无大过则不弃，无求备于一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而有大誉，无疵其小故。他对管仲的评价就是看其大节的。他认为，管仲器小，胸襟狭窄；不节俭，建有三处府第；不知礼，敢与国君一样，在大门口树屏风，在堂上设放酒杯的土几。但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剥夺伯氏骈邑三百户的封地，使伯氏生活很苦。然而，伯氏到死无怨言。

    孔子还主张：不弃贱。夏启建朝就确立封建世袭制，官位传子孙。孔子提出任贤不弃贱，是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的血统制度的檄文，这是公平竞争的宣言。他评论仲弓时说：“耕牛生下小牛犊，通身赤色而又两角端正，虽然人们不想用它当祭牛，但山川之神会舍弃它吗？”他用比喻说不要因父亲的卑贱，而不任用贤能的儿子。他听说僎得到主人公叔文子的举荐升为卫国的大夫，主仆平起平坐，盛赞道：“可以为文矣！”

    孔子还指出，德行险邪之人不可委任。大体上有五类：一是心逆而险者，即心怀叛逆，居心险恶的；二是行僻而坚者，即行为乖僻不正又不改邪的；三是言伪而辩者，即讲假话又会掩饰的；四是记丑而博者，即记丑事而大肆宣传的；五是顺非而泽者，顺从别人的错误且加以美化的。另外，他还提醒对某些小节不检点的人最好别举，见微而知著嘛。例如，巧言者不用。“巧言令色，鲜矣仁。”以满嘴花言巧语，一脸阴阳怪气去奉承别人的人，肯定少有仁德之心。这类人言过其实不知耻，根本不能“言必行，行必果。”大车无輗，小车无辄，其何以行之哉。他批评好色，劝人戒色，当国君和大夫沉湎于女乐声色而不听政时，孔子像弃敝履一样辞官离鲁。奢者不用。对耻布衣恶食者，他十分痛恨，未足与议，奢侈就会越死，就会产生贪淫，贪淫甚于天灾。假如任用邪曲之人，甚至放在正直人的上面，则民不服。

    蚕吐丝需要有氧气，鸡蛋变鸡少不得温度，贤才的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迅速地提高，其充要条件是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人微言自轻，无名便是明珠在土，光不照人。姜太公若不遇文王，怎能为帝王师？人才必须有展示本能的舞台！有位才能有为，有为才能有威。所以，识才更要举才，如何举？孔子在仲弓问政时说：“举你所知道的，你所不知，难道别人还会把他埋没吗？”这个知是知人知面知心，还要依据其实际能力，推荐恰当的职位，量才授官，人因周围环境、志向抱负、兴趣、经历不同，特长各异。人又因时间、精力有限，很难成为行行皆状元的全能选手。刘邵说人才有十二类：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藏否、伎俩、智慧、文章、儒家、口辩、雄杰。美国心理学家芮斯则分七类：创造才能、学业才能、心理才能、机械技术才能、操作才能、运动才能、表现才能。举才当对被荐者的才要了如指掌，以便各得其任，用其所长，不会拉郎配。应当指出，举尔知远不及科考取士公正合理，若举者不出以公心，则会陷入拉帮结伙，结党营私的泥淖，成为家族政权，亲友政权。

    内举宜避亲。这大概是孔子坚意“吾从周”的一个原因。灭纣后，受天大赐，善人特别多。武王说：“至亲近戚纵多，还不如多仁人更为可靠，更能使人民安康，国家长治。”《荀子·道君篇》说“夫文王非无贵戚也，非无子弟也，非无便嬖也。倜然乃举太公于州人而用之，岂私之也哉？”于是，周初朝廷上上下下，贤才当政，仁民爱戴，盛况空前。

    外举不避仇。晋平公问祁黄羊：“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毫不犹豫地推荐有怨仇的解狐。孔子听说，赞叹道：“善哉！”（《吕氏春秋·去私篇》）

    再一个荐举方法是让贤。孔子以极其崇高的评价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是长子，本当继君位，享受人间最高权位。他觉得三弟季历比自己更能领兵伐纣夺天下，匡救百姓。所以，隐姓埋名，断发佯狂，文身不归，促成父亲传位给有圣德的昌（文王）。《吕氏春秋》极赞让贤之君。执掌天命者都要忧乐百姓，行令天下，不偏不党，不私其子孙。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如阴阳之利，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让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还有方法是自荐。可举贤者由于视野所限，不可能既见十步芳草，又知百里陵上柏。在开科取士之前，加上交通滞后，信息传递缓慢，许多躬耕山野的鸿鹄，囊萤苦读的寒门学子，如不破门而出，勇于自荐，往往会成为掩埋沙滩的金子，匍匐茅草之下的兰蕙。自荐的内驱力是为国效犬马之劳的欲望，是自立自强自信的胆气。孔子虽未登高一呼，号召自荐，可他奔波14年，访问列国，游说诸侯，推行政治主张，寻求仕进机会以行道的行动就是自荐的典范。他对弟子教导中也强烈地翻滚着自荐的勇气和胆识。在世道日衰，一些能忧时匡世的人才散隐山林之时，孔子敢对阳货表示“吾将仕矣”，这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自荐治国的豪情壮志，孔子是一以贯之的。开始是“吾不试，故艺。”他所倡导必学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都是为政者和贵族必须掌握的才能。孔子说：“学了三年，还不想到做官得俸禄的人，是不容易找到的。”他对子贡说：“有美玉而放在匣中干什么？卖出去吧！卖出去吧！有识货的来就出价。”他对子牢说：“吾不试，故艺。”态度非常明确，自己没被人赏识而委以大任，不要怨恨太阳偏，要求诸己，找到未被器重的原因，发愤去学各种技艺。“人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君子病无能，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学而优则仕”。持之以恒，终有大任。同时，他建议要保持良好的平衡心态，“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切不可乞求。卫灵公无诚意用他，他就以没学过军旅之事而离开，齐景公嫌他年事已高，他马上辞别。正如他见雉惊飞时的借景抒情。“山梁上那雉鸡知危而一举飞翔，是懂得时务呀。”其次是受命必成。孔子对自己的能力满怀信心，就连反叛季氏的公山弗召他，也乐意应召，并坚信就职后能仿效东周进行治理。他还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嗬，口气真大，圣明君王要经三十年才能行政于天下，而他只要三年便大见成效。这倒也不是喝山泉讲海话，他从52岁始做了近三年的大司寇，并行摄相事三个月，鲁大治是个很有说服力的见证。最后是传教承志。孔子周游列国后归故里，想想到处碰壁惶惶为丧家之犬，风烛残年仍得不到决策和布施的权位，难免流露出慨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他对子路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意思是在这礼崩乐坏的时代，一时出不来明君圣主，自己已是古稀之人，没有回天之力。子路你虽然好勇的精神超过我，可惜面对天下皆是的滔滔浊浪，也是欲渡无舟。但孔子不坠青云之志，不逃避现实，而是改变方式，一边从事教育以培养治国贤才，一边整理古文献以弘道，采取双管齐下来济世拯民。

    要创造国泰民安、国盛民殷的社会，决定因素要有济济贤才，特别是科技与管理方面的能人。只要有良好的栽培栋梁材的土地，营造出能使千里马公平竞赛又自由驰骋的竞技场，那么，人皆可以为舜尧。愿有嘉德高才的俊杰如万木森森，群星璀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