衢籍作家詹熙和他的《花柳深情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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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先声 ——衢籍作家詹熙和他的《花柳深情传》 巫少飞 一个世纪前，即光绪乙未年（1895），衢州人詹熙写了一部白话小说《花柳深情传》，是中国十大手抄本之一，也是辛亥革命前的重要启蒙小说。被列入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和蔡践编著的《不可不知的300部国学名著》。汉学家韩南甚至认为是“最早中国的现代小说”。 百年前的一次错失 就在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的第三周，《申报》、《万国公报》、《中国纪事》刊登了一则《求著时新小说启》，其中《申报》刊登了五次。内容如下： 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息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综，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稀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限七月底满期收齐，细心评取。首名酬洋五十元，次名三十元，三名二十元，四名十六元，五名十四元，六名十二元，七名八元。果有嘉作足劝人心，亦当印行问世，并拟请其常撰同类之书，以为恒业。凡撰成者，包好弥封，外填名姓，送至上海三马路格致书室。收入发给收条，出案发洋亦在斯处。 英国儒士傅兰雅谨启 这位自称“英国儒士”的人正是新小说的倡导者傅兰雅（1839年—1928年），在将19世纪西方科学引入中国方面，他的成就超过其他任何人，他的科学译著对中国维新派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傅兰雅还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书店和出版社，即格致书室。1895年五月，在梁启超的《新小说》出版前七年，傅兰雅发表此征文启事，举办了一次新小说大众竞赛，并在报纸杂志上做了广告。他在竞赛中寻找的是有社会意义的小说，必须对他眼中的中国社会的“三弊”——鸦片、时文（八股文）和缠足予以抨击并提出救治办法。傅兰雅用自己的名字自费举办比赛，实际上是以知识分子为诉求，希望他们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众写作，他确信有的小说是这一目标的理想工具。 不久，傅兰雅发表了一份报告，列出获奖者名单。可是在1896年，傅兰雅即去了美国加州。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没有一篇投稿得以发表；可能162篇手稿全部已佚。可是，这次竞赛却是傅兰雅对中国最值得注意的贡献之一，至少在汉学家韩南眼中，这次竞赛间接导致了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的问世。 尽管傅兰雅对新小说的呼唤比梁启超早了七年，可傅兰雅最终很是失望并“承认失败”（美国史学家史景迁观点）。因为傅兰雅根本没看到受此次征文影响的、一位衢州人写的《花柳深情传》。 汉学家韩南认为是“最早的中国现代小说” 由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古典文学教授、汉学家韩南（Patrick Hanan）著、徐侠译的《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教育出版社），向我们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这个史实告诉我们，衢州人詹熙著的《花柳深情传》是“最早的中国现代小说”。 韩南是美国汉学界的重量级人物，在哈佛大学执教近30年，担任过东亚系主任、讲座教授等。他退休后的继任者是杜维明和李欧梵。需要提一笔的是：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中国明清文学研究专家Widmer女士，为了研究衢籍作家詹熙家族，于四年曾亲自来衢州。当她看到詹熙母亲《织云楼诗集》时，曾激动地说：“我相信全世界只有这一本。”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小说，始于梁启超，更明确一点，是始于1902年在横滨创办的《新小说》杂志。《新小说》从1902年至1903年以连载形式发表了梁启超本人作的《新中国未来记》，被公认为“新小说”的第一部作品。然而，这个说法有一处重大缺陷：它忽略了一部前“新小说”。而且，倡导这一前“新小说”的是在上海工作的一名英国人傅兰雅，他将该小说标为“时新小说”。 汉学家韩南认为：“傅兰雅的竞赛并非没有后效。首先，有两部现存的小说尽管没有参赛，但显然是由此次竞赛促成的。其中一部发表于1895年末，我认为应该被看作最早的中国现代小说；另一部虽然是在1895年6月写成，但直到1897年秋才出版。其次，傅兰雅极力推崇的那种社会问题小说或谴责小说可能并未对梁启超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它对后面十年里小说本身的意义与实践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韩南所说的“最早的中国现代小说”即衢州人詹熙著的《花柳深情传》。 百年前，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其主观不论如何，但他的人生大半，孜孜不倦，功在为中国普及格致服务，功在为中国文化提高和革新而贡献。傅兰雅先生不愧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伟大的使者，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可在征文之后第二年，傅兰雅即远走他乡，这次错失，让他永远没有机会看到衢州人詹熙写的《花柳深情传》。而如果有时空隧道，我相信，衢州人詹熙的《花柳深情传》一定获第一名（奖金五十元）。从下篇的叙述中，读者可知，詹熙的《花柳深情传》完全符合傅兰雅所说小说揭露当前社会弊端并提出良方的概念，更为接近清末民初谴责小说的特性。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观点，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当为鲁迅的《狂人日记》。而韩南认为《花柳深情传》为“最早的中国现代小说”，其更侧重“现代性”的思想意识而非“现代性”的“时间”。也就是说，韩南提出“最早的中国现代小说”，是从《花柳深情传》与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和“五四”小说的衔接上表述的。尽管韩南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他至少高度评价了这位衢籍作家的功劳。 《花柳深情传》的写作缘起 《花柳深情传》开篇《绿意轩中思著作 西溪村里说原由》就表明詹熙著此书的目的：“自古富强之道不外乎兴利除弊，然而此四个字人人皆知，而至于今日我中国所以不及泰西诸国，其利弊安在？绿意轩主人尝蒿目时艰，未始不知时世之日非，欲思著一书以醒世。”之后，詹熙感慨了自身一介书生，无位无权，“空有满腔救世苦心无处发泄，如是者积数十年”。有一天，詹熙读了上海报纸刊登的英国儒士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的启事，傅兰雅在启事认为，今中国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詹熙由此感慨积弱不能自振的中国需要维新变革及泰西之学。于是，詹熙花了二周时间即完成此书，以后稍加补缀于书局付梓。 开篇詹熙即表明他是在衢州读到《万国公报》上傅兰雅刊登的《求著时新小说启》，有感甲午中日之役不振才开始写的。光绪乙未（1895）写成后，詹熙于光绪丁酉（1897）七八月间修改补缀成书，重阳九月九日写序于上海书画社，正式付印。于是，第一本具有现代意义的、现实主义风格的新小说诞生了。 傅兰雅曾深情地呼唤过：通过小说影响“所有社会阶层的心灵与良知”，并相信中国人愿意并有足够的能力写出这样的书。傅兰雅这次的时新小说有奖征集，虽然有沈毓桂、蔡尔康、王韬等国内知名人士参与评选，且有知识界众多的读者和维新精英们的支持，而且还发了奖，但其内心因其中不能出现如美国废奴主义作家——斯托夫人所创作的《汤姆叔叔的小屋》 的大作，可以说是有些失望。虽说傅兰雅是“有意种花”，但实际上他的小说竞赛收获却是“无心插柳”，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柳成荫”——新小说时代真正的到来。 《花柳深情传》：炮轰“鸦片、时文、缠足” 据学者夏承焘所见的稀有版本，衢州人吾丘衍曾作《绿衣人》，此为衢州人写的最早小说。又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小说选刊·明清小说十部系列》，衢州近代最早的小说当是詹熙的《花柳深情传》，此书亦开晚清谴责小说的先河。 此书为中国近代小说中首倡“改革开放”之书。《花柳深情传》写衢州西溪村魏氏家族的兴衰故事，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封建社会男性强加给女性的臭名昭著的“脚文化”。魏府的赵姨娘和丫环春云，因缠足双双死于非命 ：一个烧死，一个跌死；而天足的孔学究妻子劳氏，不仅大难不死，而且凭劳动建立家业。 魏隐仁喜食鸦片，临场参加乡试，烟瘾发作，中途病倒，不久去世。其子镜如、华如兄弟也嗜鸦片如命，终使家道中落，贫困潦倒。魏家塾师孔学究好时文，但下场却榜上无名，后入军营以时文写军情而贻误战机，进店铺当账房不会打算盘使东家亏本，终于明白时文一钱不值。 最后，魏镜如兄弟全家纷纷醒悟，戒鸦片，弃时文，放小脚，习西文，办洋务，终使家道复苏，兴旺发达。他们还制造水法（抽水机）灌溉农田，制造轮船便捷交通，请洋人开西学馆以广见闻，还请矿师找宝藏，用烧煤的蒸汽机开出银矿，大大发了笔财。家乡也在他们“改革开放”行为带动下一改旧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 《花柳深情传》通过魏姓一家三代和孔先生、郑芝芯等人所经历的各种痛苦遭遇，最终明白了八股、鸦片、缠足是人生之害。此书借小说中人物之口，提出“革时弊以策富强”的主张，反映了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朝野上下有识之士要求自强的强烈愿望，是晚清小说中颇具时代特色的一部。 《花柳深情传》的版本 四卷三十二回的《花柳深情传》，题“绿意轩主人撰”。始作于光绪乙未（1895），是中国古代十大手抄本之一，被列入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和蔡践编著的《不可不知的300部国学名著》。存世的有光绪辛丑（1901）上海书局石印本和光绪戊申（1908）上海广雅书局石印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于1992年据上海广雅书局石印本点校此书，是横版简体字，由于天池主编。 《花柳深情传》自序中提及的王韬（1828年—1897年）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政论家、作家。王韬曾主持由傅兰雅创办的格致书院，詹熙写好此书后曾把手稿给王韬看过，得到称许。 《花柳深情传》涉及“衢州”、“龙游”、“常山”的地名有许多，而侍王李世贤两次围衢之战及左宗棠发迹衢州的史实也多有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坊间刊行的《花柳深情传》又名《海上花魅影》，如此媚俗的名称，均是当时书商为发行起见而改的，而詹熙原拟定的题目为《醒世新编》或《除三害》，以图惊醒世人的酣梦。 作者詹熙：骨气傲然、思想开明 综合郑永禧《衢县志》及詹熙后代詹家骏的回忆录知悉詹熙部分生平事略。 詹熙（1850年—1927年）出生于书香门第，字肖鲁（又见萧鲁、宵鲁），号子和、绿意轩主人。其父詹嗣曾，同治拔贡，曾入左宗棠幕府，著有《扫云仙馆诗集》。其母王庆棣，是远近闻名的才女，喜吟咏，有《织云楼诗草》。詹熙从小受家教熏陶，知书擅画，于光绪八年（1882）中副榜，后任龙游县学堂总教习。“桃李充衢府，学誉著瀫江”是时人对之的评价。1909年，詹熙任省谘议局议员，经常和沈钧儒、褚慧僧等同盟会人士往来。 詹熙性情耿直，从不阿谀奉承，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当他任县粮赋事时，有人曾诱其营私舞弊，他作文回敬道：“欲以六十金闭我口，我口闭不能，六十金无有，仍作狮子吼。”县主事曾主张增加农田粮税，詹熙不畏权势，据理力争，自此深得衢州百姓信任。辛亥衢州光复后，被选为衢县议员。 詹熙思想开明，1905年，衢州成立天足会，詹熙是天足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当时，詹熙的女儿詹雁来和余绍宋家的姐妹们首先带头放足，詹雁来后来还成为衢州第一位女体育教师。詹熙还支持儿子詹麟来学日语、数学等，并支持儿子留洋。同时，詹麟来还与孙中山等同盟会成员关系密切，是《浙江新潮》的主编。 詹熙的书画造诣颇深，现衢州市博物馆仍珍藏着他三张书画。除《花柳深情传》外，他还著有《衢州奇祸记》、《庚子奇祸记》等。 作者詹熙：办教育、兴实业 詹熙致力新学，高张妇女解放、实业救国旗帜，是一位得风气之先的开明人士。当时，日本入辽东、台湾，而朝廷腐败，举措张皇失当。詹熙深感中国只有铲除三大弊端（鸦片、时文、缠足）才能富民强国，不被外人轻辱。 光绪三十二年（1906），詹熙和他儿子詹麟来及郑永祚等人集资兴办淑德女子小学堂，詹熙自任校董，公推郑永祚母亲为堂长，负责校务。这是衢州第一所女子学校，开设有修身、国文、算学、体操、音乐等课程。 民国三年（1914），詹熙在县学塘馒头山上设立了衢州第一所贫儿院，他自任院长，聘请叶欣木等教员，收容贫儿二十名，给以衣食、教以浅近文字，并教习工艺。后来，这些贫儿通过教习，有的成为巧匠，有的成为教师。 詹熙一生兴办学堂多处，除首创长竿岭衢城模范小学外，还负责樟潭两等小学校校务。在办学中，詹熙既精于文牍，又勤于管理，提倡劳心劳力结合，后来，樟潭两等小学校成为远近闻名的模范小学，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在办贫儿院时，詹熙虽年事已高，但他仍带领学员参加各种劳作，聘请余耀堂任印刷技师，方张等名匠掌管农植业和缝纫业，辅导学员做衣、种菜、印刷。同时，詹熙还在鹿鸣山开辟荒地三十余亩，进行科学实践，时人笑其痴，但他仍坚持不懈地进行探索。后来，他的除虫菊居然获得好收成，送往上海、杭州销售。 晚年的詹熙还进行过未完成的实业实践。当时，衢州八中教员叶欣木选黄坛口采煤，詹熙慷慨相助。后叶欣木采煤失败，借钱无偿。詹熙本人又集资在樟潭经营木业，结果在那动乱的年代里，本利亏空，从此家无恒产。他曾刻印章两枚，其一是“误中副车”，其二是“商战败北”。 詹熙不但把小说当作开启民智、教育民众的工具，缝纫、女子学堂、男女平等、放天足、办实业、种植、印刷、科学实践……清末民初开风气之先的事，詹熙都身体力行地亲自实践。可是在那风雨飘摇的时代，詹熙只能“误中副车”。 以其大半生促进“能使中国跨上文明进军的轨道”理想的傅兰雅最终没能看到《花柳深情传》，如果再等等，等到梁启超的《新小说》创刊，等到李伯元、吴趼人等步入报界、步入文坛……那《花柳深情传》之后的《官场现形记》、《痛史》、《醒世缘弹词》、《老残游记》、《活地狱》、《中国现在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便风起云涌了。可以说，傅兰雅的竞赛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清末民初小说的总体方向，而詹熙的《花柳深情传》正是新小说时代开始的先声。 本文参考了陈定謇《百年前的小说——<花柳深情传>》及《文汇读书周报》上《傅兰雅的小说竞赛》的资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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