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衢州市区古书观止斋老板王汉龙淘到一批清代晚期衢州蒋姓家族的执照、会启、地契等，笔者管窥数日，梳理衍化如下：

 

    蒋氏家族最早的“奖学金”立约于同治八年（1869），主要是田产纳租的分配，包括祀产、贤田、试费、衣衿、上坟等项目的定额。按“温、良、恭、俭、让”五房各执一纸存照。光绪二年（1876）蒋氏家族重订议约，并说，“试费、衣衿、贺礼、旗匾诸费已有前约”，“另立新例”主要是为了奖励读书人。蒋氏家族议定的具体“奖学金”主要如下：

    参加秀才考试，县试给卷资240文，府试给卷资480文，院试给卷资480文。

    参加举人考试，乡试给费3800文，如果中举了，贺礼就得50千文。

    参加进士考试，会试给费50千文，如果中进士，贺礼亦是50千文。会试榜上有名的，未经朝考的叫贡士，但此时民间已开始叫“进士”了。其中的优贡、拔贡同样给钱50千文，副贡稍低，奖励32千文。

    会试放榜后的考试，第一步便是保和殿的复试，叫做殿试，此时奖励最高，有96千文，贺礼也得96千文。严格地说，只有传胪大典之后榜上有名的才叫进士。

    “入泮给钱8000文”，也就是一入学就有奖励。哪怕你是买来的监生、捐贡也给相应的贺礼。在长长的画押名单上，我们可以看到，蒋氏家族是非常重视教育的。

    蒋氏家族在光绪甲午年（1894）再立新规，并说明“子孙上进者多，情恐日后粮祭不支，为此会同各派孙，再行公议。”新规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奖金数额。如：县试原定240文，此时已降到80文。从一个侧面也可反映，中日甲午海战这一年，蒋氏家族收入低了许多。

    光绪丙申年（1896），蒋氏家族大约生意又好了，最高奖励仍是进士，奖励100千文。当然，古代的钱币各个时期差别极大，如果我们按一千文相当于一两银子。估计蒋氏家族给进士的奖励不下万元人民币。

    笔者揣度这个立约并没有实行多久。一方面，“衢州教案”后，衢州府曾被停止科考5年。差不多执行毕，1905年，清廷废除了科举。另一方面，从王汉龙所收藏的蒋氏家族田契、地契、由单等看，光绪末年，蒋氏家族已渐渐衰败，差不多以卖田为生了。但不管如何，一个家族如此重视教育的“奖学金”制度，为衢州地区首次发现。

    此外，笔者曾在衢州的《金氏家谱》中看到这样一个材料。清末，金氏家族为鼓励学子读书，“入泮者另给胙肉一斤，新入泮给灯油银五两，新补廪给花红银五两，新中举人给旗匾银十五两，新点进士给旗匾银二十两……”

    旧时衢州部分家族在每年清明、冬至两节时，祭祀祖宗毕，全族大人、小孩均在祠堂聚宴，并分猪肉，馒头。除分给人丁肉外，对上学孩子及有功名者特别多分：童生三斤，秀才五斤，贡生八斤，举人十二斤，进士二十斤。呵，真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旧时，衢州府学、县学、书院大多都置学田，岁次租息。少量由社会团体和个人捐助。

    一般来说，古代教育的兴起主要靠地方士绅、学者的支持。朱熹任南康军时，为了资助白鹿洞书院，就亲自捐钱买田。而官府也扶持教育，其直接的行动是拨给学田。宋至明清的几所著名书院，都有官府扶持的背景。

    关于衢州教育经费来源于学田的记载，可考的是，宋绍兴十六年（1146），龙游知县吴芑走马上任，“乃取官废之田请准于州，以为县之学田，岁制其收……”

    据《古今图书集成》载，清初，衢州府与西安、龙游、江山、常山计有学田1644亩、山19亩、塘4·6亩。光绪年间，衢州各地又有官款、公款拨充，士民绅商乐助。知府解煜、林启治衢期间，先后呈请省指拨厘金。仅当时的衢州正谊书院，就由每月30串增至200串。衢州知府林启作为中国义务教育的先驱，他非常重视教育，给教员的薪金开得较高，正教习年收入是银1200两，副教习银600两。鹿鸣书院后改为求益书院，衢州纸商每年得捐银600两作为教育经费。

    据《龙游县志》载，龙游的凤梧书院，在清道光年间建成时，费银上万两，后毁于咸丰年。光绪十四年（1888），知县高英倡议复建凤梧书院，召集城乡绅董商议，决定按全县142图（即按行政区域）分图募捐，筹集巨资，就旧址重建，并指派南乡两绅董林巨伦、傅元龙监工督造。复清查整顿书院旧有产业，计田500余亩，山6余亩；并招垦兵燹后无主之田拨充院产。这段记载详细地说明了旧时教育经费的落实过程。

    笔者在清代大学士费淳《金兰会序》中还看到，为解决教育经费，“入学纳银二两四钱，补廪纳银三两二钱，乡举六两四钱，进士十二两八钱，任官及升任纳银二十五两六钱，贡生纳银三两六钱，入监纳银一两二钱；其生日、新聚、生子、生孙各纳银二钱。这段记载说明了旧时教育接受个人捐助。

    据《浙江教育官报》载，至清末，衢州府及属县学堂学田已增至5671·54亩，地1044·7亩，山420·8亩，塘2·12亩。极大地缓解了教育经费的紧张。

 

    宋时，衢州的书院主要传递的是理学，理学本身就有浓厚的佛学因素。可在不同时期，彼此尚有一些争夺之事。曾10余次来衢的朱熹在复兴白鹿洞书院的报告中，用心良苦地要把宣扬伦理纲常的儒学阵地办到寺庙宫观林立的山林中去。

    据《黄文献集》载，元代，衢州的佛家、道家、儒家之学往往彼此难以相容而明争暗斗，争夺地方文化的主导权。田产、院产等方面的争夺只是文化竞争的一种表现。民国郑永禧编纂的《衢县志》记载了《明正书院田记》。

    高丽人申月鲁木帖儿曾在元代任衢州路总管。任期为（仁宗皇庆元年（1312）——延祐二年（1315））四年。申月鲁木帖儿在衢期间，从寺庙中夺回土地以建书院并扩充学田。“儒者废寺观而建书院”是其主旨。《明正书院田记》还透露：明正书院原为宋绍兴间汪应辰居所。景定末辟为书堂。咸淳中知州赵孟奎重建，定名“明正”。

    当时，衢州的书院十有七八为浮屠（佛）老氏（道）所侵，申月鲁木帖儿“阅累岁之讼牒，而核其实，悉返所侵田。”

 

    衢州教育，源远流长。在两浙，衢州之官学创办甚早，有史可考者为唐武德四年（621）设立的“州学”。除了社学、私塾、州辖书院、县辖书院外，历史上的衢州有部分义塾。

    义塾亦称义学，经费一般来源于祠产及地方和私人捐资，是一种免费的学塾。旧时，儿童求学，必须延请家庭教师，或到私塾附读，而义塾则不多见。

    龙游人吕防设南山义塾为衢州义塾之始，时间在北宋嘉祐年间。后来，宋大观年间，龙游县又建高堂义塾；宋淳熙年间，开化汪观国建听雨轩义塾；明正统年间，提学刘（金字旁+于）在常山设义塾75所；明隆庆年间，常山知县张克文命义民徐泮建西郭义塾……

    而衢州最有名的义塾创设于清同治九年（1870），由朱熹的后裔朱氏族长朱通培、义塾董事朱圣珍和监生、贡生等16人集资创办了园林义塾。现《朱氏族谱》中的《园林朱氏义塾碑记》记载了这一重要史料。

    曾创办浙江大学的林启在任衢州知府时，看到衢州还有不少贫寒子弟没有求学机会，就积极设立义塾，以供贫寒子弟就读。林启治衢，先后设立义塾12所。每所塾师一人，年薪二十元。有的教师嫌太少，林启就对他们说：“吾昔处馆时，全年修金只十二元，还不敢以为薄也。”

    林启在1893年来衢创建义塾，是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的先声。这一举措使许多贫寒子弟能有读书的机会，这是林启对教育事业具有远见卓识的一大功绩。之后的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首次提出了义务教育的思想观念。林启调杭后，西安知县又增设义塾5所，衢州兴教育之势渐成普及。

 

    解放初，衢州省立、县立中小学经费来自政府拨款、公产校产租息、学杂费以及民筹等项收入。1949年，衢州所有学校收到大米为62975公斤，是为学杂费。1950年4月，省财政会议决定，小学经费由地方附加粮支出。

　　笔者手头的一张“收据”见证了衢州解放初的情景。

　　

　　今收到

　　一（下）年级学生陈登荣书簿费米4市斤正，除截留存根外，合给收据为凭。

　　　　　　　　　　衢县大洲区大洲乡中心学校

　　　　　　　　　　经收人：叶景山校长

　　　　　　　　　　一九五0年五月十六日

 

    衢州正谊书院曾有一对联：“数仞墙高圣人居近，万间广厦寒士欢颜。”愿天下读书人都不为“五斗米”发愁。